年近五十开始创业会不会有点晚？确实有点晚，但对于周达君来说也可谓恰逢其时。年1月12日，国家卫计委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同年5月，47岁的周达君医院芳村分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职务，投身创业洪流。
“在医院可以当个好医生、科主任，甚至带个学术团队，医院树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门派，机会不大。”他希望带出一批具有现代思维又坚持中医传统的医疗队伍，成就一个学术流派，壮大中医队伍，为中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从高中时期被外公方云鹏选为方氏针法第三代的唯一传人，到年正式入行，年自立门户，他已经行医24年。“法承三*明理查机草木犹能入药，术合中西审证推因针石亦可回春”，这幅悬挂在周达君中医诊所三楼办公室的牌匾，既是他的心声自述，也是他从医生涯的真实写照。
为病人加号不辞辛苦原定在下午两点半的采访，由于上午多加的十几个号而延迟。“别人一大早从肇庆深圳赶过来，眼巴巴等着，我们也不忍心拒绝。有时病人多，甚至要忙到三点多才能上楼吃口饭。”即便这样，周达君依然觉得很欣慰，至少他现在可以把下午的门诊量控制在10个，让患者可以和医生有更多的交流，也给自己留点个人时间。在医院工作时，他每天要看多号病人，回家只剩下吃饭睡觉的时间。“这不仅对我个人不公平，对患者也不公平，他们往往连基本的表达时间都不够。”
周达君的诊所中色建筑风格，明亮高雅，病人大部分都在安静地等待，时而有那么一些细声交流，凑过去一听，发现她的故事：
年李女士得了面瘫，整张脸都歪了，眼睛闭不上，泪流满面。到处求医不见效，朋友建议看中医，她便来到广东省中医二沙岛分院，挂了时任副院长杨志敏教授的号。杨教授见她的样子很吃惊：“天啦！这么严重，我建议你赶紧去我们芳村分院找周达君治，他的针灸治好过不少面瘫患者。”杨教授还殷切嘱咐她马上打的走，不然真可能会残废。李女士心里一紧，连神经科专家都这么说，肯定没错了，便急急奔赴芳村分院。
周达君一见她，先让她眨眨眼，她眨不了，再让她向上看一眼，还是不行。她看到周达君眼里露出几丝犹豫，大感不妙，怕是自己情况太严重连他都没把握。忐忑之际，周达君已开好药方，准备递给她时又顿了顿改变想法：“我还是给你扎针吧！”于是接下来的日子，她天天去他那扎针，脸也日渐好转，最终痊愈。
“他不但治好了我的面瘫，连不孕症都治好了，后来我成了他的忠实粉丝。”李女士大笑，“不止是我，我还有好朋友经他中药调理才生出孩子，大家都说没有他就没有这些孩子，所以我经常笑话他有好多孩子！”
家学渊源与传承虽然医术精湛，但是周达君生活经验却基本为零，吃穿从不挑剔，衣服破了都看不见照样穿出门，他连煤气都打不燃，还说煤气灶坏了！
这大概和周达君的家庭环境有关，他爷爷就是如此，爷爷周骏章在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领域都颇有建树，年还与钱钟书一同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竞争英国文学方向的唯一名额。周达君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十几年，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看书，因此积淀了深厚的中文功底，也继承了爷爷淡泊的心志。
周达君外公方云鹏则在西医东渐的近代医学时代，发明了方氏针法。舅舅方本正是方氏针灸第二代传人，如今远走美国加拿大培养了众多弟子。周达君是方老先生于众多孙辈中选定的第三代唯一传人。那时周达君正上高中，憧憬着未来做名优秀的工程师。从不情不愿跟随外公出夜诊学针灸，到后来，曾经积淀的古文功底和理科知识学习让他渐入佳境，并爱上了中医这门学问。
在周达君看来，学中医能让他很早就感受到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快乐。“很多人都没能治好的病，被你三下两下治好了，这种快乐是不可言喻的，也是一般认知难以企及的，这种快乐感，中医和传统手艺人体会最深。”
中医发展面临十字路口尽管周达君已经体会到中医带来的快乐，但在采访过程中他也一再强调，当下不管是学中医，还是做好中医都很苦很难。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20年前随处可见的脾胃病中医专家忽然间就销声匿迹了。真相说出来有点残忍，那是因为现代医学对幽门螺杆菌的发现和胃肠动力学的认识加深，脾胃病的临床疗效迅速提高，中医的脾胃专家随之被抛弃。
这大概是目前中医尴尬境遇的体现之一。由于十年内乱造成中医出现继承的断层，加之现代医学的强力压迫，中医的临床疗效不够显著，中医的发展被推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考验着中医人。
有的因为西医的思路清晰，简单好用，开始走西化之路。据周达君观察，在整个医疗体系中，中医西化的现象非常普遍，它不仅体现在中医医生使用靶向治疗分子治疗得心应手，更表现在中医按西医思路开中药药方。有的中医在治疗肝炎、肝纤维化、早期肝硬化时，药方里全是些被现代医学实验证明有一定抑制肝纤维化作用的药，“鳖甲、桃仁、红花、莪术、香附……就这么一股脑儿塞到病人的方子里。”周达君认为，在面对简单的疾病时，这样做也许无伤大雅甚至效果很好，但这不仅可能会破坏病人的体质，而且面对稍微复杂点的病就失去效用。“西医的治疗方法很简单，确定感染细菌使用对应抗生素就行了，但中医是复方制剂，且中医考量得更全面，会根据每个人的反应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法。”面对病人，周达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析他的体质。随后分析生物因素，确定损伤到底是偏湿性、偏热性还是偏寒性，因为不同的感染源，包括细菌、病*、衣原体支原体给人造成的损伤不同。最后他还要考虑季节和地域因素，因为季节不同，哪怕被同一种生物因素感染，人体的反应也会不一样。
还有的因为中医临床治疗效果急速落后，开始溯古寻源，寻找中医有效的源头。近几年出现了不少“用大药”而火起来的医生。像附子的常规用量一般是3～15克，在某些中医开的药方里附子用量却高达克。
用药剂量必须考虑安全对于中药的剂量问题，周达君表示，这得从中医的传承和流转说起，中医认知具有强烈的经验性，中药的剂量也是在几千年间不断摸索得出的。一般而言，当人们发现某个药物有用后，接着就是确定药物的有效点，而在寻找药物有效点的过程中渐渐得出药物最大有效剂量和最小有效剂量，最终确认最佳有效剂量。
使用药物最小剂量的代表时代是宋朝，药物多为咀嚼剂，成粗粉状，用量不过三五克；使用药物最大剂量的典型时代是汉朝，药物炮制粗糙，呈大块状；到明清后，我们才进入中药的最佳有效剂量时代，自此出现如今常用的饮片。
目前中医界普遍遵循的是明清时代的最佳有效用量，为了追求疗效，有些医生把目光投向汉朝，加大药物使用剂量。这既使得药效增强，也带来更大的副作用。古语有云“药不瞑眩，效必不张”，翻译过来就是，当人出现轻度中*反应时，药物的治疗效果最好，因为药物的不良反应和药物的最大有效剂量正相关。
为了疗效而牺牲安全性显然不可取，不过这不仅是中医的问题，更是国内全体医生的通病，欧洲一项关于医生行为模式的调查显示：对比发现，欧洲医生第一